年逾八旬，记忆力锐减，真是往事如烟如雾，飘渺依稀起来。不过有些印象深的事，却不会忘记。
我在拙文中偶然提及昔年在出版社当编辑时曾“荣任”过小说组组长之事。今蒙老同仁舒芜先生特为此点撰写专文《张友鸾乎？周汝昌乎？》发于报端，意谓据他所记忆的小说组长是张公，而不是我。
我们两个，是有一个记错了吗？实在有趣。
事虽不大，唯恐有人留心，记下一笔账，从而说我是个造谣者。此“门”不可开，宜慎防后果之难料。
我于1954年夏由四川外文系奉特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。到京后给我的宿舍在东城东四牌楼十二条胡同以北的门楼胡同，三间正房。
报到之前，聂绀弩同志来看我，那就是和舒芜先生一同来的。
这次来，只是观看一下住处情况，未落座，也未多谈。两个细节记忆犹清：聂公见我在正北墙上悬了一副对联，写的是“旧有雄文悬北阙，近无老屋在南山”（欧楷甚佳，已忘书者姓名），他便立刻说：应改———改为“近有雄文……，旧无老屋……”。
他的敏思让我惊佩（因他改上句是指拙著《红楼梦新证》刚问世不久，而改下句又暗示他已知我的“家底”“出身”了）。
舒芜老兄那次初会未说什么，只言：“我若知道社里还有这么好的房子，我早来（住）了！”
及至上班后，又与他是同一办公室。记得是向南的窗，两桌分列，他东我西。
隔壁是张友鸾与顾学颉。因此舒兄曾示我戏语曰：这屋是“不作周方”，那屋是“东张西顾”。上句运用《西厢》“不作周方，埋怨煞你个法聪和尚！”———他本姓方，故巧用“周方”一语。另句即又变用“东张西望”的俗语而只改一字，切合了张、顾二姓（顾也合“顾盼”之义也）。
初来之人，好比新媳妇刚入门，一切新鲜，故这些琐语细节也忘它不了。
我到班之后，聂公给我的第一个工作任务是“恢复”《三国演义》里被删的题咏诗。他说：“毛主席指示，那些诗不能删，要恢复原文。”（因该社已印的版本擅将那些诗句删掉了，以为“无用”云……。）
我补完诗后问他：要不要再核校一下正文？他说：那就校校吧。他的话总是这种简而不繁的语式。
我一校之后，校出大量问题，改正之后，写了一份很长的工作报告，交与聂公。
不久他将报告给我送来，面有喜色，说：“报告大受称赞！你写篇文，给《光明日报》替新版宣传宣传！”后知受称赞是指巴人（王任叔）。
我写了文，由社方交《文学遗产》版刊出了，见署名是“孙模”二字，不知出于哪位代拟的。
要我当小说组长是在此之后，聂公亲口“任命”的。
我当时十分惶恐———多年一直在高校，来社后一切不懂，如何做什么组长？十分为难，便找他辞“长”之任命。他说：“没什么，你只管做，有不熟悉的可找张友鸾帮你。”
我辞不下来，跟着就要我作一份当年下半年的“文稿计划”，要按月份列出拟出的书名来。
这下子可更把我难住了！
无奈何，到邻室去找张老了。
张老是个老报人老编辑，老练非凡。见我去求他，说：“听领导的指示！”———其语亦庄亦谐，不卑不亢，可也很“厉害”！那“领导”二字即指我这“组长”新头衔了。
他确实有本事，不一会儿就列出了一份六个月的“发稿计划”。记得其中有《聊斋》，还有《阅微草堂笔记》。
……
以上各情，初来的“新媳妇”印象太深了，终身难忘也！若本无此事此情，让我“编”我也是“编”不出这样的“谎”来的。
还不止此，到命我重校《红楼梦》时，也是让我当“组长”，还列了人名单子，计划做法……等等。后因挂病号，“组长”不待“任免令”，自然消失。舒芜兄可能对这些“昙花一现”的“组长”历史都失忆了。
至于张友鸾做组长，在我之前的事我无从得知；在我这个“组长”之后接任而且久任，那是事实。从这一点说，舒芜兄的记忆不错。
这真是“芥豆之微”，原值不得“见报”。又恐读者生疑，真以为我是说假话———其实，若为了给自己涂金，必然要“编”个动听的大官衔，怎么会把一个出版社的一个“古典室”的一部分（小说）之“长”拿来显耀于人，岂不令人齿冷以至笑掉大牙乎？我还不至于那么无聊。
舒芜也不无失记之他例，因恐怕有“回报”之嫌，不宜絮絮了。想他看了此文，也会一笑而谅我饶舌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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